因为，如果不是单独隔离，就不可能防范住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和传播，在被隔离的疑似病人（以及现在扩大到一般的肺炎发烧者）群体中，既可能有潜在的新冠肺炎患者，也可能有与新冠无关者，将这样一批人集中隔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交叉感染的风险是极高的。
把握应急状态下法治的特点。法治可以为紧急动员社会力量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基础。
要注重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落实上述要求，在执法环节，特别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捐赠接收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赠物资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落实上述讲话精神，在守法环节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应急状态并非社会常态，长期保持应急状态将极大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形成全社会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坚守法治的良好风气。第三，收容教育原则上是费用自负。
把废止收容教育的理由建立在它的合法性瑕疵上，也是过于轻巧的。虽然立法使用了可以（收容教育）、使之改掉恶习的措词，但立法者并没有打算对适用条件予以明确限制，而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执行部门。另一方面，卖淫妇女被收容教育后重操旧业，反映了收容教育的方式并不成功。到八十年代末，公安机关更是提出：卖淫嫖娼不够劳动教养的，发现一个收容一个。
但是，对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还存在起诉和胜诉的双重难题。在这些人中，35%是已婚。
迄今为止，公安部除了对境外人员、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做了限制，对收容教育的适用条件仍然没有具体规定。这一点从法律委员会的审议报告和公安部的事后解释都能看出来。如果法律的授权宽泛无边，执法者可以为所欲为，事后救济又不到位，那么，即使有了一部法律，法治仍然没有实现，人权仍然没有保障。可见，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制定是有法律依据的。
像北京市公安部门高调扫黄，查处到卖淫嫖娼一律收容，早已不是常规的做法，更像是收容教育制度的一次回光返照。只要它不经法院裁定，就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它就难以摆脱侵犯人权的嫌疑。不幸的是，它在适用条件、实施程序、司法审查以及日常管理几个方面，都缺乏合理、明确、有效的规范。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关于收容教育是否违宪的讨论也不具有实践意义。
只要它的适用条件仍然没有限定，决定程序没有保障，司法救济仍然无力，它就难逃违反法治的责难。在中国法治和人权事业的进程中，收容教育领域沦为了一个幽暗的角落。
在收容教育之外，罚款和拘留是更常用的处罚，而在很长时间内，劳动教养则是更严厉的手段。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个别地方，收容教育所里的已婚妇女可能高达68%。如果说卖淫妇女相对而言处于社会下层，那么，被收容的卖淫妇女似乎是下层中的下层。虽然收容教育所占据着主流道德的高点，一些收容教育机构也在想方设法改进收容教育的方式，但总体上讲，收容教育在这场竞争中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她们没有一技之长，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除了出卖身体没有更好的挣钱途径。适用条件的宽泛导致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初一、十五不一样，北京、上海不一样。官员包二奶、养情妇与卖淫嫖娼一样，都有权色交易、钱色交换的成分，但它们在法律上并不属于卖淫嫖娼，不用被罚款拘留，更不必被收容教育。
它是目前公安机关主要的操作依据。个别执法人员趁机索要高额贿赂。
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为收容教育提供了实定法上的依据。公众心怀不满，执法者意兴阑珊，这个制度还能长久吗？ 结论 收容教育制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问题的决定》做依据，这使得它避免了收容遣送、劳动教养那样严重的合法性缺陷。
《行政诉讼法》颁行后十年，整个广东省只有两起针对收容教育的复议案件，没有一起行政诉讼案件。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被收容人员似乎大幅度减少，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大缩小。
即使对卖淫嫖娼的打击能够多少起到些遏制作用，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容教育。即使在《立法法》施行以后通过，也是有效的立法程序。（一）收容教育的适用条件 收容教育的适用条件说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予以收容教育。而且，性病防治应当以防为主，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等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
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投资环境，对卖淫嫖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一些收容教育所刻板粗暴的管理方式、有限的技能培训、高额的收费以及管理中滋生的腐败，也说明收容教育制度在人权保障上的严重匮乏。问题的焦点在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是否违反《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有人认为，《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违反了2000年《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保留原则（即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总体而言，收容教育里边的学员，大多数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妇女和底层的嫖客。三、收容教育整体上丧失了正当性 收容教育实施中的种种问题，尽管不足以否定这项制度的正当性，却拷问着它的正当性。
关于废除收容教育的理由，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收容教育制度抵触《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而无效。有人认为，2005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对普通卖淫嫖娼人员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应当视为该法取消了收容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了收容教育的措施，却没有规定收容教育的适用条件。黄海波事件更是激起了法律界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强烈呼声。
这使它从根本上丧失了正当性，应当予以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不一定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由于收容教育决定作出前没有听证、作出后立即执行，当事人不大有机会准备诉讼。《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所确立的体现文明进步的程序准则，都不适用于收容教育。
但危险也在这里：如果关于收容教育制度违反这个法、那个法的说法其实不能成立，那么，主张废除收容教育的理由还剩下多少是有效的？甚至，一些呼吁废止收容教育的真诚举动会不会被人看作凑热闹、瞎起哄？ 在我看来，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应当废除。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建成的今天，它向世人昭示着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乖谬现象。